因此，从法律和国际关系角度来看，印尼对华人实施暴力行动，严格来说属于其国内事务。如果我国出兵干预，势必会引发两国的战争。虽然我国的军力在当时已经相对强大，但相比今日的人民海军，1998年时的我国海军远洋战略能力还不具备威慑力，难以快速有效地对印尼形成军事压力。
更重要的是，90年代末，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，经济刚刚恢复增长，国内外形势复杂，外交政策中“韬光养晦”成了最高战略。面对外部困局，我国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与其他国家的直接冲突，就连面对历史上的三大国耻，也选择了隐忍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台湾的影响力依然存在，但他们没有能力或决心对印尼的排华暴行进行有效干预。
排华暴力事件并非只有1998年这一例，早在1966年，印尼便发生了一次持续三年的大规模排华运动。当时，印尼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和情感依然深厚，在面对暴力时，中国政府尽管当时的海军力量有限，依然派遣了大量民用船只，成功帮助了六万多名华人撤回中国大陆，并妥善安置了他们。至今，许多从印尼返回的华人仍被安置在中国的农场。
然而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回国。那些拒绝回到祖国的华人在后来的排华暴乱中，成为了暴徒的目标，约有3000人惨遭杀害。这一事件导致中印两国的外交关系断裂，直到1990年，两国才重新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。
这次排华事件揭示了印尼长期存在的对华敌视情绪，背后不仅有历史原因，还有复杂的民间矛盾和政治因素。自明朝时期开始，我国东南沿海的民众便逐步移民到东南亚地区，尤其是印尼。由于华人普遍勤劳智慧，善于经商，逐渐在印尼各个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，从商业到采矿等多个经济领域，华人几乎掌控了当地的经济命脉。随着这些华人财富的积累，印尼民众的嫉妒和仇恨情绪逐渐升温。加上西方列强的挑拨，华人逐渐成为印尼社会的“替罪羊”。
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印尼的排华情绪变得愈发严重，1968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排华事件。事件的导火索是1965年的“930事件”，印尼总统苏加诺在政治斗争中被推翻，随之而来的苏哈托政权对华人展开了全面打压。当时，苏加诺与中国保持亲密关系，而印尼共产党主要由华人组成，这使得新上台的苏哈托将华人视为威胁，并对他们进行了彻底的敌视。在经济困境和政治压力的双重背景下，苏哈托政府通过排华运动来转移国内矛盾，借此获得了民众的支持。
1966年的排华运动席卷全国，华人社团、学校、商铺遭到洗劫，甚至中国驻印尼的外交使馆也未能幸免。这一切的发生，导致两国断交，外交关系中断，直到1990年才重新恢复。印尼政府更巧妙地将这一暴力事件定义为民间暴乱，试图以此来掩盖政权对华人的暴力压迫。
回顾1998年发生的排华事件，印尼政府的清洗行动显然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。许多幸存的华人回忆称，只要举着中国护照或五星红旗，暴徒会转移目标，避免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。这一细节也反映出印尼排华暴力背后的精心设计。
从国际局势来看，当时我国的海军力量远未达到今天的水平。尽管如此，随着中国逐步崛起，国际地位逐渐上升，尤其是随着003航母的下水，未来再也不会有任何国家敢于在中国面前公然犯下类似1998年印尼的惨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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